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讲座(七)德国设计历史。
德国设计：从新古典主义风格时期过渡到现代功能主义作品。
德国的现代设计在1933年前后开始遭到纳粹政权的扼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一年4月份包豪斯设计学院被强行关闭。因此，德国设计在纳粹上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纳粹政权的反对和压制，德国的现代设计运动基本结束，包豪斯也被强行关闭，对于国际设计运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挫折。与此同时，现代主义运动在意大利、俄国也遭到挫折，整个现代主义运动到30年代中期左右，基本在欧洲停顿了。德国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立场，对于德国的文化、艺术和设计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巨大的社会和政治转折，完全改变了魏玛政府时期的软弱的民主特色，而在文化上、设计上都显出德意志民族主义、古典复兴主义的强悍特色，而曾经在包豪斯一度达到国际高度的现代主义、功能主义、理性主义设计风格的试验，几乎全部停顿下来，即便包豪斯本身，也在1933年4月被希特勒下令关闭。可以说，从总体来讲，德国的现代主义试验基本结束了。包豪斯的主要人物，如沃尔特·格罗佩斯·米斯·凡德洛等等，都纷纷移居美国，设计上的现代主义中心随着他们的迁居而从欧洲、特别是德国移到美国。
当时，在这种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和气氛当中，涌现了一批所谓的民族主义艺术家和设计家，他们隶属于一些集团，比如德意志文化集团、北欧团体、行业协会、进步协会等等，他们都希望纳粹的登台能够给予他们一个机会、一个启示，使他们能够实行自己的民族主义艺术和设计的梦想，但是，这些人所希望的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哥德风格的、中世纪的温情脉脉式的、甚至是具有某种合理的功能主义的美学内容，因此，一旦希特勒上台，大力主张古典复兴风格，推崇新古典主义，几乎所有这批人都顿时感到失望。
无论是包豪斯的现代主义试验，还是鼓吹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风格，都没有可能成为纳粹时代的主导风格，希特勒需要的是一个它所钟爱的、象征强权政治的新古典主义。因此，德国从1933年以来，新古典主义逐渐成为国家性的主导风格。
战后德国设计的发展
战后的德国设计界除了应付经济复苏期的基本设计要求之外，其实已经开始重新考虑一些战前、甚至是20世纪初期就开始研究和探讨的设计问题了，比如功能主义的合理性，产品和平面设计上机械几何形式与有机形式的关系，什么是本世纪初提倡的“好的外型”的真实含义，设计教育的合理结构应该是什么，等等。包豪斯的主要人物都已经移居到美国，德国人必须继续走自己的设计道路，而不是单纯模仿美国人的设计，其中也包括旅居美国的德国包豪斯人所推崇的战后国际主义风格的道路。这一点，对于大多数德国设计师来说，是十分清楚的。德国是现代主义产生的国家，20年代的包豪斯，以及一系列重要的现代主义设计活动，使德国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现代主义设计和现代主义设计教育的摇篮。但是，自从1933年纳粹政府上台以来，德国的现代主义设计遭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设计运动一撅不振。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大批重要的德国设计大师，包括包豪斯的主要成员们都纷纷离开德国，对干德国的设计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德国战后很长一个时期，都处在逐步的恢复之中，到60年代以后，德国的设计才得到比较全面的恢复。
德国现代设计的一个特点是建筑的痕迹和建筑对于产品设计的明显影响。德国现代主义运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大师们基本上都是建筑师出身，比如现代主义的奠基人物沃尔特·格罗佩斯、米斯·凡德洛等等，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德国的现代设计具有非常重的建筑设计痕迹，从形式到功能的考虑，都与建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包豪斯研究生马谢·布鲁尔设计的钢管家具，就有明显的建筑构造特点。应该说，整个欧洲的现代设计都与建筑设计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与美国现代设计受到工程技术、展示设计影响大相径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战后初期的德国产品，同样有类似的建筑设计影响的倾向。德国真正形成产品设计与建筑设计分离，是60、70年代的事。但是，作为观念来说，德国产品的高度理性化倾向却依然是与建筑设计的观念分不开的。
战后德国的设计界面临着许多复杂的任务，设计如何能够迅速地为国民经济服务，促进德国产品的水准，提供国内市场的需求，并且为出口服务；设计如何能够与生产相结合，振兴德国的制造业；设计如何能够使德国产品形成自己的面貌，而不是亦步亦趋地仿效外国流行风格，等等，都迫在眉睫，而大量优秀的德国设计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美国和其他国家，造成了德国设计力量的大大削弱。因此，设计界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些任务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促成设计职业化。设计界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的首要的使命是要使设计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不是仅仅是依附于工程、建筑的装饰或一个附庸而已。要完成这种职业化的专业过程，其首要的条件当然是企业中行业间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战后初期的德国经济基本上处于恢复阶段，整个50年代都还没有办法恢复到战前的水准，因此工业设计也只是处在逐步恢复之中。德国的经济在6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在设计上有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企业内部结构也日益完善，分工日益精细，工业设计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设计专业化和分工精细化是德国发展的必然结果。
多少年以来，德国人对于设计的科学技术性和艺术性双重因素始终是困惑的。德国设计中的一对比较长期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抗衡的因素是理性主义设计系统和艺术性、表现性设计系统的关系。从德国的具体国家情况来看，理性主义必然、也的确是占上风的，这个与德国民族的理性传统，战后德国重建所需要的理性与秩序方式，德国人所熟悉的系统化、计划化风格有密切关系。但是，设计作为一种针对人的服务方式来说，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感性、心理的需求方面，理性方式为人类提供了功能需求的满足，而艺术的方式则为人类提供心理需求的满足，所以，任何一种走极端、否定另外一个方面的方式，都会造成设计上的不平衡，因此，在设计上如何摆正理性与艺术性两者的关系，长期以来都在德国的设计界中有所争议。通过从包豪斯以来的长期实践，德国人可以说已经能够保存着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既是理性主义的，同时也不失人情味的设计在战后越来越多见。
与理性主义和艺术倾向的设计原则的关系讨论相比，设计师本身工作的职业定位是50年代更加激烈的一次争论。其实这是上面这个问题在具体职业化上的延伸：到底设计家是艺术范畴、手工艺人范畴的工作者呢，还是工程范畴的工作者？这个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职业定位、或者理论关系的讨论，其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意识形态的争议内容在内。战后新生代的设计家们，大部分希望能够把自己归于非艺术、非手工艺的范畴，把设计奠立在科学、技术的坚实基础之上，他们比较趋向技术引导型设计；而另外一些设计家，特别是属于战前成长起来的老一代设计家，则有相当多人希望能够不与艺术表现、手工艺传统完全断裂，使设计与传统手工艺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
德国汽车设计历史作品欣赏
战后德国设计上的重要发展之一是设计理论的发展。战后一批新的青年理论家提出应用美学，或者技术美学的理论，这是现代美学发展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第一次把设计体现出来的形态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提出应用的美，其实与19世纪初期德国的毕达迈耶学派所提倡的原则，以及20世纪初期德国现代设计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的赫尔曼·穆特修斯提出的技术与美学的统一观点都有密切的联系。
所谓技术美学，主要是衡量产品和设计美的各种要素和可能性因素综合理论体系。持有技术美学理论的德国理论家认为设计美学与一般美学虽然有很多原则上的共同点，但是，技术美学具有本身强烈的个性特征，他们认为对干设计美的解释应该可以通过观察和统计进行定量。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包豪斯，已经开始有人提出类似的看法，比如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1889-1954年）就在当时提出建筑是、生物学的过程，建筑不是美学的过程的理论，把美学的研究归之于科学的研究。他在当时反复强调把设计，特别是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设计奠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且强调这种设计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20年代的包豪斯已经把人民的生活设计理解为组织社会的设计活动，而并非个体的活动。所谓的合理化设计，是社会总体的合理化，无论从餐具还是城市规划，都应该建立在体系、系统、组织的基础上，个人必须服从这个基础。包豪斯强烈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美学原则，他们所追求的的统一、同一、集体化、标准化，个性必须服从于共性，个人必须服从于整体，美的原则必须是在理性的、科学的基础上的发展。这种理论，对于战后德国发展起来的技术美术原则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战后德国能够把理性设计、技术美学思想变成现实的关键是建立干50年代初期的乌尔姆设计学院（UlmInstituteofDesign,ulm）。这所学院是德国战后设计思想和理论集大成的中心，它对于德国现代设计的影响作用，并不比包豪斯小。战后德国的设计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而奠定基础的阶段是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个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西德设计发展因素是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成立和发展，以及乌尔姆与德国电器制造厂商布劳恩公司（Braun）的设计关系，这个发展造成了战后德国新理性主义的基础，影响到许多其他的德国设计范畴，并且影响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设计，比如低地国家，特别是荷兰、比利时，日本的电器设计也深受这个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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